郑国谷的本土化非常有意思,他不仅是本土化,而且还是地方化。他把一个本来非常不出名的小地方,广东的阳江,变得非常全球化。
曹斐的纪录片《我的父亲》和活报剧《珠三角枭雄记》透视了社会深层,最后带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么一个问题。话剧则深刻地把珠三角的现实,通过一种活报剧的方式,用比黑色幽默更过分的方式,有趣地表达了出来。
广东当代艺术也在发展中有交融与吸收,出现了广东当代艺术中的“湖北现象”。他们是一股力量。
维他命艺术空间在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工作取向和艺术家定位使它并没有与更为年轻的本地艺术家产生直接的关系;Loft345、Park19主要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美术学院师生相互交流和展示作品的场所。而广东的年轻艺术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图式更多地根源于自身获得的网络、动漫等通俗视觉媒介资源,受城市复杂生活的冲击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地跟风,他们与区域城市视觉文化内质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观点
当代艺术为何
有地区差异?
“在‘现代艺术’阶段,广东跟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异是比较小的,一旦进入当代的阶段,差异就拉开了。理由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其他的什么?‘经济发展’也不好说,因为全国的经济都在发展,我觉得还是它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一种地理、自然的条件所致。”陈侗谈到广东当代艺术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皮道坚认为,在广东,有从事传统艺术的,有从事写实绘画的,有从事当代艺术的,皮道坚说:“我从跟王林的交往当中,从有些会议上,王林表示出的对抗北京的中心主义情绪上可以看出来,那么从这样一种态度来说,我觉得广东的当代艺术家确实就是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切入创作的入口。从我来了广州之后,我感受到的就是搞传统的一拨人和搞当代的一拨人在心态上有这种微妙的差别。”
杨小彦指出,广州艺术其实也有让人惊异的保守的地方。“从‘大尾象’开始,我比较重视徐坦,从他前期的作品看,都可以显出其尖锐性来。比如他的一件作品,是在酒吧里做的,叫《爱的寓言》,用软性光管为材料,缠绕出一只‘恐龙’和一匹‘马’,‘马’去强奸‘恐龙’。我想,如果徐坦在北京,他会不会做出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作品?对于全球化的想象,广东和北京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在内容呈现上。这一点是广东的特色,至少是特色之一。”
本报记者对话孙晓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