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力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自身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在知识产权贸易以及条约制定上，发达国家都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该采取什么措施？

　　田力普：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认识非常晚，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2004年，巴西、阿根廷等国在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上提出议案，不应该无视各国的差距和现实来谈知识产权保护，试图发挥影响。这是第一次，但是受到发达国家的抵制。

　　此外，在遗传资源、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展中国家呼声很高，但发达国家则大多不以为然，所以进展同样缓慢。这次我们的《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就想加入这些内容，比如来源披露，专利产品中加入一些别国的东西，必须标明，否则将来发生纠纷，就有可能成为撤销专利的理由。

　　虽然西方国家对我们《专利法》加强保护的修改赞扬很多，但是对于我们加入对遗传资源的保护，就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根子是各国利益不同。

　　虽然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弱势，但在公共健康问题上，还是得分不少，比如出现艾滋病、禽流感等公共健康危机时，就应该让受害人得到廉价的治疗。2001年《多哈宣言》里就承认这点，认为“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修改，加入强制许可的内容。话是这么说，落实很困难。前年，泰国为了降低国内艾滋病治疗药物价格强制许可了部分专利，虽然这符合多哈的精神，但美国第二年就把它列入侵权严重的观察名单。前不久在北京会见了泰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他参与了强制许可全程，压力很大，该国内也有人建议取消强制许可。这说明，按照国际规则行事，我们还觉得理亏，说明我们是如此的弱势。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我们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时，外界的压力和指责却越来越多？

　　田力普：不少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是双重标准，他们对内讲“平衡”，对外讲“保护”。国外不少政要们的言论背后就是，“你给我好好保护，不需要考虑创造，那是我的事，你要付钱才能用我的东西。如果你不听话，我就在全球造舆论，然后给你施加压力。”

　　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没有知识产权的传统资源。我们更多听到这个词，还是到了21世纪，而且立法、执法、司法体系逐步完善，这是历史上中国知识产权做得最好的时期，但是我们受到的指责却越来越多。

　　这背后有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技术革命出现在发达国家，他们率先实现经济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还在工业化时代。他们在生产知识、专职创新，发展市场营销、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他们环境好，不需要消耗很多能源。国际分工需要他们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知识产权制度维持了他们的生命线，他们必须关注这块领域，对中国的指责就在意料之中。

　　其次，是因为中国在崛起，地位变了，竞争力增强了，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在调整，在新一轮的国际制造业分工调整中，我们是极大的受益者，因此发达国家有了危机感，它们的市场份额受到中国的挑战。知识产权这个手段最方便、最好使，当然就用了。

　　这种压力不会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上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制度就会减小，或者不给你压力，甚至给你表扬。其实，我们现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不是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实现创新型国家的转变。面对压力，我们现在也不着急了，也不生气了，该做的我们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再多施压也没用。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没有书面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但是它的创新和保护都做得好，我们做一个战略会有效吗？

　　田力普：美国确实没有一个书面的战略，但是它的制度安排很健全。美国不光有《专利法》，还有《发明人保护法》、《技术创新法》、《技术成果转化法》等法律，还有一大堆配套政策，知识产权的创造、设立、保护、应用、交易等过程有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美国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知识产权保护是从下到上，企业知道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然后再去推动政府，就比较容易。中国是社会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偏低，政府认识相对较高，从上往下推就比较难。

　　有了书面战略，关键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决心做好，同时也需要各部委、企业、社会的合作。